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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（第2页）

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：“你爸不是中医么，中医讲望闻问切，你急什么？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。你能不能先看一看，闻一闻，听听水声，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，再问？”

我没话可说，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，他“唉”一声，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，换上九四年的普洱，“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。”

“新闻调查”的同事小庄有句话：“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，另一个是坏人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，只有做了好事的人，和做了坏事的人。”

小时候看电影，人物出场，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，最爱问的是：“好人坏人？”冲锋号一吹响，立刻热泪盈眶，对坏人咬牙切齿。

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，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，我也不太会别的。

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，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，但我选择不做，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，想离他们远点儿。张洁这人宽容，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，就作罢。

《凤凰周刊》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，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：“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，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。”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，心想，各有各趣味。

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，烈度高，对抗强，要像铜豆大雨，规模大，气势强，大地为之颤动。

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，一进办公室，所长拎起暖瓶说“我出去打点热水”，我伸手挽了他一下“不必了”，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。

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。

“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。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。

“我不认识他，”所长转向我，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，“绝对没见过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赵世龙半探起身子，“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，有照片为证。”

坏人暴露，我觉得任务完成了。

节目播出后，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，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：“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？前后有多少人被卖？这些人都来自何处？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？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？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？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？……”

小项说：“哥们，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，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，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。”组织者、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，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、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，小项说得很坦率，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，但“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。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，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‘泄密’，一个卧底记者，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。‘新闻调查’一以贯之的准确、深刻、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”。

雨过地皮湿，没渗入土壤，也不触及根须，龟裂土地上，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，惩办完个别人，戒毒所换个牌子，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。

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，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，就像小项说的：“一个饥饿的人，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，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，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。”

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，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，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·拉瑟说过：“电视就是瞬间，要有戏剧性。”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，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，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，“九·一一”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《美丽的美国》，这些都为他赢得“勇敢无惧”“富于感情”的声名。

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：“不要不能自持，你有时忘了在采访。”

我对袁总说，观众没人批评啊，还挺喜欢，觉得“性情以对”。

袁总黑着脸：“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，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，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。”

还对症下药，送我一本《金刚经》，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，方丈。

小时候看《少林寺》，真讨厌老方丈，他问李连杰：“戒淫欲，汝今能持否？”

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，眉尖耸动，姑娘在门后看着呢，眼波像水。

老和尚没完没了：“能持否？”

“……能持。”

姑娘一扭头走了。

挺荡漾的心，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。

袁总升了袁台，不管调查了，还偶尔提醒我：“你看人家芭芭拉·沃尔特斯，老了，越来越稳定克制，你也得这样。”

“成熟是么？”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。

“不是成熟，”他说，“这是你的职业要求，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。”

二〇〇五年，我与老郝报道《中国改革》杂志被诉案。

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、压制员工表达意见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，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，索赔五百九十万。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，没有正式采访公司，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。

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，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，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，一旦被起诉，出于保护，证人多数不会出庭，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。

这次终于赢了。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，但并非严重失实，他的判决是：“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，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，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，那么，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。”

我问他：“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？”

“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，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，一个文明、民主、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。”

我心头一热。

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，他说服从法律判决，也可以接受媒体的“豁免权”，但他说有一个疑问：“你也是做记者的，你说说，只听了一方的言论，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，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？”

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。他说：“大多数批评报道，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，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。”

《中国改革》被起诉时，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，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，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。

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，媒体当然有警惕，有同仇敌忾之心，我也是记者，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，说：“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，让我下狱我就下狱。”会感到热血激沸。

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在采访中浮了出来，我把它按下去，又浮出来——“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”，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？如果实在不能采访，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？很本能地，我想，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，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，就是对他们的惩罚，惩罚就是一种约束。

但我又想：“这样一来，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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